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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或者不在线

发表时间:2019-2-26 08:50

ca88官网:迁居与隐居:鲁迅活动地图和上海文化空间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bfe/forum-49-1.html


  1927年鲁迅到上海定居之后,先后住过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九号。仔细研究会发现,上述三处住所都不是以鲁迅的名义租住的,除了景云里的房子外,其余两处均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出面承租。而且我们还发现,1933年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之后,鲁迅在上海的活动大部分是经由内山书店这个中转站进行,鲁迅的衣食住行和大部分文化活动局限在日本人云集的北四川路附近区域内——因形势的严峻与紧迫,鲁迅不得不隐居于此。研究鲁迅在上海的活动地图和他生活工作的文化空间,可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轨迹;通过对他衣食住行、工作模式和生活轨迹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的文化创造活动如何受到他所在的城市文化和空间结构的深刻影响。

  还是从1933年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九号说起。

  大陆新村九号:地理位置与鲁迅迁居缘由

  城市空间对作家写作及其风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之影响。城市不只是一个作家的居所,为他提供衣食住行和创作的必要条件,还无形中塑造了他的思想、情感、想象和书写方式。

  1933年4月11日,鲁迅全家从位于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迁居到施高塔路130弄(今山阴路132弄)的大陆新村九号。他在此地住了三年半时间,直到1936年离世,都没离开这个处于“越界筑路”范围内的“半租界”空间。大陆新村是一群三层新式楼房建筑,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相当于现在的联排别墅。1931年由当时的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兴建,故名“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门牌是九号,占地78平方米,建筑面积222.72平方米。鲁迅的隔壁是一个茶社,一个大牌子写着大大的“茶”字,格外惹眼。

  鲁迅新迁居的住所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里面有何陈设,男女主人是怎样活动和待客的?为近距离观察这所鲁迅曾在此创作出十几部重要著作的晚年居所,我们不妨循着萧红当年的笔触,听她巨细靡遗又充满深情地详述这个她经常光顾的历史性建筑——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常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这是鲁迅休息、生活、写作和交往的私密空间,它绝非只是身体居住和灵魂安妥的场所,还是一个文学生产和意义增殖的文化空间,更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或左翼文化聚集、融合,以巨大的影响力推动更广阔范围的文化迈向纵深发展的心脏与中枢。因此,对这个文化空间及其相关场域的研究不只是文化地理学的命题,更是文化生产研究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了解的是鲁迅对这个新居所的态度和迁居的缘由。

  对这处居所,看来鲁迅是满意的。他在迁居后的第四天(4月16日)便写信给许寿裳说:“迁寓四日,光线较旧寓佳,此次过沪,望见访。”65月10日,在给许寿裳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及:“新寓空气较佳,于孩子似殊有益。我们亦均安,可释念。”7月11日,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海婴时,也表达了房子对孩子的好处:“海婴是更加长大了,下巴已出在桌子之上,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11月12日在问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鲁迅再次提及房子和海婴:“上海天气亦已颇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属温暖。男及害马均安好,但男眼已渐花,看书写字,皆戴眼镜矣。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

  鲁迅为什么搬家?从以上4封信中可约略看出,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海婴。1929年海婴出生,对鲁迅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上海同居后,曾商议不要孩子,因为他们居无定所,不知道在上海能待多久。那时鲁迅正受到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围剿”,且外界对他们的结合蜚短流长,他们顶着压力,生活得很艰难。但是,生命是不可思议的,许广平意外怀孕。面对上苍的礼物,焉有不接受之理?于是,小生命降生,鲁迅以“上海出生的婴儿”之意,给孩子取名“海婴”。鲁迅49岁得子,自然对孩子疼爱有加。但海婴出生后,身体一直比较弱,经常闹病,鲁迅非常操心。

  1930年5月,由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鲁迅一家从景云里搬至半租界性质的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公寓与景云里的石库门房子相比,较为干净,住客多为外国人,也较清静,适合鲁迅读书写作。但是,这个公寓有个缺点,房子朝北,很少见到阳光。这一点,对大人来说不甚重要,但对孩子的成长却是个大问题。

  1932年,海婴身体经常出现状况,引起鲁迅的不安。查《鲁迅日记》得知,6月21日,海婴腹泻较甚,请日本医生坪井诊疗,确诊为菌痢,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几乎每天,鲁迅和许广平都会携海婴往篠崎医院检查、注射,有时请医生来家诊治,直到7月26日,海婴才算痊愈,前后共计36天。此后,海婴还有些类似喘息剧烈、咳嗽等症状。鲁迅看到海婴体质虚弱,多病易感,觉得一定是因为居住房屋朝北,长期得不到太阳照晒的缘故。于是,他开始另寻新屋,准备搬家。

  《鲁迅日记》1932年9月28日记载:“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诊。午后往文华别庄看屋。”本条日记的注释是:“因拉摩斯公寓正房朝北,不宜于海婴健康,本日起鲁迅另觅新居,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看定大陆新邨九号寓。文华别庄,应作‘文华别墅’。”1932年10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八元四角。下午同往大陆新村看屋。”

  由此可见,由于顾虑海婴的健康状况,鲁迅在1932年10月间已经下决心迁居,并看过几处房屋。11月,北平的母亲派人发来病重电报,鲁迅回北平探望老母。在北平期间,受北平各高校热情邀请,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月底返回上海,瞿秋白夫妇避难在鲁迅家中。紧接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鲁迅参加各种集会。之后马上要过春节,中国的习俗是重大节日不迁居,搬家的事便延宕到了1933年春天。直到3月21日,鲁迅才定下迁居的地点。这天的日记写道:“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泉廿,付水道押柜泉四十。夜雨且雾。”1220天后,鲁迅迁入大陆新村。

  问题是,房主是谁?如何签的协议?上述租金和煤气水电费怎样支付?这些问题,鲁迅日记和书信都没交代。事实上,这些都是由内山完造代鲁迅办理的。由此,与鲁迅居所最有关联的另一处公共文化空间内山书店跳入我们的视野,了解内山完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内山书店:通联处、掩蔽所与活动舞台

  内山完造(1885-1959)原是一名来自日本底层、后在中国贩卖药品赚钱糊口的生意人,而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先驱和文艺界领袖级人物,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不是同一类人物,但偏偏社会地位、身份和思想学识水平差异很大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充分信任的朋友。他们之间如何相识、交结,是一件有趣且值得探讨的事情。

  内山完造从日本贩来一种叫“大学眼膏”的药品,在中国各城市推销。他同时把上海严大德堂出品的一种治脚气的中药带到日本,获得成功。日本人多居住在潮湿的沿海地区,脚气病较普遍,许多人用了严大德堂的中药非常灵验,于是内山的药品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他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便把妻子带到中国来,一起居住在上海。

  内山夫人是一位基督徒,当内山完造带着药品到中国各大城市推销时,她闲来无事,便在寓所开辟出一个空间,支起货架,摆上铺板,卖圣经、妇女杂志、文艺杂志之类的书刊。不料,闲来打发时光的生意居然获得意外成功,到铺子里买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她便在住所附近的魏盛里租了两间铺面,增加了书刊品种。那些介绍苏联文艺的理论书、日本作家的小说和介绍欧美文学的杂志非常好销。

  内山完造见书店买卖不错,就把药品生意交给一位亲戚打理,与夫人一起专门经营起书店来。由于内山的诚实、周到和书刊品质,这间书店逐渐在周边变得有些名气。当然,给内山书店带来海内外声誉的还是鲁迅的到来。1927年10月,鲁迅带着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附近的景云里,离内山书店不远。他们初来上海,闲来无事,便溜达到魏盛里的日本书店。因为鲁迅的穿着很土气,甚至有些寒酸,一位书店负责的日本人居然提醒店员注意此人,可能是偷书贼。但当鲁迅用日语与老板交谈,并买下四本比较贵重的书时,内山发现不是一般顾客,便问起名字。鲁迅说自己叫周树人,内山惊奇地追问:“你可是鲁迅先生?”鲁迅点点头,内山喜出望外,鞠躬行礼,二人10年的交往自此开始。

  内山虽是生意人,但和妻子一样,喜欢文艺,喜欢结交有名望的作家艺术家。鲁迅的深刻、博学与敏锐深深让内山感佩,鲁迅的平易近人、朴实真挚和丰富阅历让内山感到亲切,而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和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让内山完造更多了一份自然的亲近感。内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细心、勤谨和温厚。加之他对鲁迅高山仰止般的崇敬,鲁迅自然认定他是一个可以交往和信托的朋友。

  鲁迅的到来,为书店带来了福音。内山完造在书店内部专门为鲁迅增加了一个茶座。鲁迅一踏进书店,内山便请他坐下来,喝茶叙谈。叙谈有时是正式的,多数是闲聊。而有心的内山总是会把鲁迅的一些观点记下来,成为他下一步对别人谈话的内容。由此看来,内山书店就不单是一个图书买卖的经济活动空间,由于鲁迅的到来,与鲁迅有关的人和事在书店内交汇,使其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一位书店伙计回忆:

  鲁迅先生几乎每天都到书店来一趟,每次来都是在下午两、三点钟光景。假如不来,不是有事,就是病了,内山先生一定要到鲁迅先生家里去看他。这时候,店里的店员也增多了,我们都认识鲁迅先生,他不到店里来,我们也会向内山先生打听的。

  鲁迅先生每次到书店来,都由内山先生陪着谈话。

  这个时候的内山书店虽比原来的稍微大一点点,布置还和原来的一样,中间的书架靠后面一点,有两把椅子,中间放着一只日本式的大火缸,这只缸在夏天也是不拿掉的。鲁迅先生每次来都坐在这里,他坐在外面的一张椅子上,面朝里坐,内山先生坐在他的对面陪着,所以从外面进来的人,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背影。这时候,鲁迅先生的处境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他面朝里,为的是不让外面进来的人看见他。鲁迅先生到书店来,也不一定从大门进来,有时从后门;出去也往往走来时的相反方向。我们都为鲁迅先生的处境担心,为了保护鲁迅先生,在他来了之后,我和内山先生就会特别注意书店里的顾客,万一生疏的面孔多了,我们就立刻通知鲁迅先生,让他避开。

  从这个时候起,鲁迅先生写好了文章,都送到内山书店来,由书店代他送出去,稿费信件送来时,也由书店代转。鲁迅先生要会客人,地点也往往在内山书店或借内山先生的家里千爱里三号(就在书店的后门口)。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到内山书店经济功能之外的政治和文化功能,以及这个场所对于鲁迅日常生活的影响。

  首先,鲁迅把内山书店当作他与外界交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把要见的一般朋友约到书店来见面、喝茶、谈天;如果是重要的朋友,内山便将其领到自己家中和鲁迅见面。如果是党内的同志找鲁迅,也是通过内山代为联络,待鲁迅确定时间和地点后,由内山转达,然后见面。由于内山的细心与周到,这种秘密的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没有出过差错。

  其次,内山书店还是鲁迅在1933年之后收发信件的秘密通讯处。由于鲁迅的特殊身份,国民党特务的身影总在大陆新村附近晃动,因此,鲁迅接受的信函和包裹,从不直接寄到自己的住所。他的通联处总是: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书店是日本人开的,国民党当局怕引起外交上的交涉,不敢明目张胆检查这些书信。书店里如果来了鲁迅的信件,一般由鲁迅本人来书店取,有时由许广平来取,如果鲁迅家中有事,不能亲往,内山完造会安排一个可靠的伙计专门送达,并嘱咐伙计对鲁迅的住所加以保密。

  另外,鲁迅还把内山书店当作自己聊天和放松的休息地。鲁迅的作息规律是晚上工作,上午睡觉,午间起床。鲁迅吃完中饭,午后总是从大陆新村由北向南步行几百米,来到北四川路进入内山书店,与内山先生聊一聊,谈一谈,或者购一些书,照顾内山的生意。鲁迅也会把文坛上的一些事讲给内山听,牵扯到家庭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鲁迅还会征求内山的意见。如果鲁迅收到一些朋友送的礼物,例如阳澄湖大闸蟹、家乡的笋干、金华火腿等,他会分一部分送给内山一家;内山夫人做好了寿司或蛋糕之类,也请鲁迅与许广平来家品尝。

  更为重要的是,当鲁迅遇到危险,内山夫妇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鲁迅。1931年,柔石等人被捕,当局发出捉拿鲁迅的通缉令。内山给鲁迅找了日本人开的一家叫花园庄的旅店暂避风头。期间,内山几次探望,送来日用品,同时把外界信息告诉鲁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拉摩斯公寓的鲁迅住所遭遇战火,子弹打穿玻璃窗,射进屋内,差点造成伤亡。此时,内山书店的店员按照内山的吩咐,带鲁迅全家、周建人全家共十口人,来到内山书店在英租界的分店的一个大房间里,躲避战争带来的危害。1934年8月,由于内山书店的某个经常给鲁迅送书到家的中国店员被捕,为慎重起见,内山安排鲁迅躲藏在自己位于千爱里的家中避险,直到那个店员被释放,风声平息,才把鲁迅安全护送回家。

  可以看出,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关系已经突破了一般朋友的界限。不夸张地说,鲁迅在上海的安全,多半是由内山来保障的。可以这样说,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当时的通联处和活动舞台,还是他的避难所。

  至此,再回到1933年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的租房过程,就可以想见是怎样操作的。鲁迅和许广平看好房子,把地址告诉内山完造,内山以书店店员的名义租下房子,费用由书店垫付,鲁迅与内山书店结清租金等费用,直接搬进新居即可。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谈到内山的情谊时说:“对鲁迅,他尽了朋友的责任,甚至好友的责任。鲁迅因为避免政治上的迫害,人事上的纷扰,我们的住处是经由内山先生作为中国店员的宿舍区租赁的。房租、水电、煤气都是先交款给他代办的,因之通信往来就不便直接收发,也统由他们代理了。

  当时,许多人认定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特别是那些有意污蔑鲁迅的国民党御用文人更是如此造谣。1933年7月1日出版的《文艺座谈》半月刊第1期刊载了一篇署名“白羽遐”的文章《内山书店小坐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以上这一段被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摘引出来。《文艺座谈》的两位主编都是炮制低俗读物的能手:一位是专事创作无聊“解放词”的曾今可,另一位是以写作三角恋爱小说混世的张资平。鲁迅曝光这篇化名文章,目的是要读者看清那些诽谤者的真实嘴脸。鲁迅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可见,那些说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谣言确有其事,其中多半是为了攻击鲁迅,让鲁迅背上“与日本间谍勾结出卖中国人”这个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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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活动地图:半租界位置与半隐居生活

  内山书店距离鲁迅住所很近,方便鲁迅躲避来自各方面的暗算和伤害,成为他经常出入的重要活动场所。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全、自由和隐蔽的处所作掩护,鲁迅晚年写的几百篇犀利杂文才得以安全送到报馆林立的四马路、望平街,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还因为内山书店的公共空间性质,这里成为左翼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在此结识鲁迅、受鲁迅影响,成为左翼文化的中坚分子,甚至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也通过这个中转站与鲁迅结识交往;还有一大批外国友人在此地认识鲁迅、访问鲁迅、报道鲁迅,并把鲁迅的思想及时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内山书店作为一个隐蔽所,保护了鲁迅及其家人,保全了鲁迅这位进步文化领袖和精神导师。单凭这一点,内山完造为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便应当高度评价。

  鲁迅在上海的住所虽几经搬迁,但基本都在北四川路(现在的四川北路)、施高塔路(现在的山阴路)、狄思威路(现在的溧阳路)附近,这一带处于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之间的地区,被称为“半租界”,鲁迅为自己杂文集取名“且介亭”,就是取了“半租界”的涵义,来表达自己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位置。

  租界是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癣疥和疮痍,应该谴责,但是,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正是有上海租界这个“护身符”,鲁迅才不会招致更大危险和更多麻烦。可以说,如果没有租界作掩护,鲁迅很难写出那么多犀利深刻的杂文,那么准确及物地揭出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与不义。即便身处半租界的环境中,鲁迅的处境还是很艰难的,他需格外小心地应对外面的一切,通讯、接待、联络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许多家庭和生活事务也都拜托内山完造夫妇办理,因此,鲁迅在上海实际上过着半地下、半隐居的生活。

  但是,还应该看到,鲁迅对自己的环境虽然比较小心,但他只是为了顺利开展文学创作和文化事业,他并不是胆小怕事,而是讲究斗争策略。事实上,他在上海的三处住所,都收留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

  在景云里,柔石、白莽等文学青年经常到鲁迅家借宿,吃喝和从事文学活动。鲁迅成为“左联”领导人后,他的家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秘密集会地点。他在家中编左联的刊物,改青年作家的稿子,邮发一些重要文件和书信。他不顾惜自己的安危,热情积极地从事左联的各项工作。在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里经常出现共产党人的身影。冯雪峰、胡风、阳翰笙等人是家中的常客,他们经常深夜畅谈,抵足而眠。因此,他的家周围经常出现国民党特务,甚至几次因为实在太危险而不得不离家避难。

  在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家中三楼上专门有一间客房,供像瞿秋白、陈赓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住宿和避难。1932年和1933年瞿秋白夫妇曾三次住在鲁迅家中,鲁迅与瞿秋白在此期间结成伟大友谊,已成文坛佳话。陈赓两次避居鲁迅家中,为鲁迅提供写作红军长征故事的素材,25也成为文学史和革命史上重要掌故。

  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较详细地描述过鲁迅在自己的住所周围如何进行文化活动,以及内山怎样安排和处理鲁迅的应急情况。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几次避难,几乎都是托内山先生代为安排的。一次在花园庄旅社,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一次在四川路和四马路口(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内山书店分店里。这些事情,内山先生只肯告诉我一个人,因此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前些日子,鲁迅纪念馆的同志要我陪他们去看一看这些地方,我陪着去了,可是时过境迁,房子的样子都变了。

  内山先生和鲁迅先生成了好朋友之后,常和我谈起鲁迅先生,他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仰的。内山常说,鲁迅的一支笔,像一架机关枪,十分厉害。鲁迅先生的为人,也时常成为我们谈话的资料。关于鲁迅先生的“儿子”的事情,早听说过了,我们除了痛恨这些无赖之可恶以外,对于鲁迅先生的气量的宽宏,不胜惊叹。内山先生还曾表示过,不管在政治思想方面,在文学素养方面,由于和鲁迅先生的接触,都是获益很多的。

  王宝良的回忆是准确的,因为无论是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本人,都谈到鲁迅对内山完造的影响,也详细叙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作为一位默默无闻的药品商人,内山完造因为和鲁迅交往,思想境界起了巨大变化,他本人也受到中日两国关注,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内山完造在二战后陆续写了一批关于鲁迅的文章,备受学界欢迎;他还出版了《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语》《花甲录》等,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汉学专家,更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佳话。

  经由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鲁迅与许多日本友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比如鹿地亘和增田涉,这也是值得述说的事情。

  鹿地亘原名濑口贡,是一位日本小说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鹿地亘在学生时代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比较左倾,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发表许多反对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言论,被日本政府逮捕。几经周折,获释后,鹿地亘夫妇搭乘戏班的轮船,流亡到上海。因生活穷困,可以说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于是找到内山完造。内山便把鹿地亘介绍给鲁迅。鲁迅让鹿地亘翻译中国作品到日本,以稿酬收入维持生活。鲁迅给鹿地亘编选作品,答疑解惑,帮助他完成翻译工作。鹿地亘把内山看作是“第二父亲”,把鲁迅看作是“灵魂的导师”,可见他深受鲁迅思想和人格的影响。

  增田涉是一位学者,也是内山的朋友。他经由内山完造与鲁迅认识后,在1931年3月到12月间,每天午后在鲁迅家里与鲁迅对谈三四个小时。遇到吃饭时间,也常被鲁迅留饭。增田涉用这10个月时间,系统听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鲁迅几乎是一字一句讲解他的著作,增田涉也提出一些疑问,鲁迅详细地一一作答。归国后,增田涉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鲁迅为之作序,在日本出版。后来,他又写了《鲁迅的印象》一书,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花园庄与千爱里:鲁迅与上海日式文化空间

  大陆新村周边的居民多是日本侨民,不远处是日本驻军及其相关机构。那么,鲁迅在这种上海的日式文化空间中生活写作,他对日本民族、日本普通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或者说,他受到日式文化的影响如此深入,他是否被日本文化同化或俘获?

  我们常说,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他那里泾渭分明,毫不含糊。鲁迅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这个民族十分熟悉和了解,他对国民性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中日两国历史和民族根性自然有独特的观察和比较,因此,鲁迅对日本民族、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是清晰的,自然也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源于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民众的了解,鲁迅对日本普通民众充满了理解、尊重和友善。与鲁迅打过交道,甚至是几面之缘的日本人对鲁迅的这一点都印象深刻。且不说内山夫妇和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即便是来中国游学的青年学子,刚刚接触到鲁迅,便感受到他的那种和善与友好。长尾景和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学生,研究中日贸易,很想熟悉一下中国的风俗习惯,1930年来到上海,住在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馆。在这里,长尾碰巧遇到了避难于此的鲁迅,很快成了能够广泛交谈的朋友,并感受到了鲁迅独特的人格魅力,写下了著名的《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记录了鲁迅怎样影响和帮助他,体现了鲁迅对日本青年的态度和影响。

  长尾认识鲁迅是很偶然的。他在四川北路闲逛时,遇见一个日本妇女向他问路,因为对上海街道不熟,他无从回答,而此时,在他身后走来一位中年男人,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那位妇女的问题,长尾记住了这位很亲切的中国男子。次日,他们再次在花园庄旅馆偶遇,长尾递上名片,自我介绍,中年男人说:“我没带名片,我叫周豫山。”因为住在同一楼上,长尾与周豫山很快交谈起来。第一次谈话,周豫山谈了很多美术方面的事情,从哥赫、郭刚、米勒的画,谈到罗丹的雕塑,又从日本的水墨画谈到广重、歌磨的版画。长尾估计周豫山是位美术家。第二次谈话,他们说起了医学,从维生素、荷尔蒙、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起,一直谈到天文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灵魂不灭等学说。长尾景和越来越觉得这个周豫山了不起。他在文章中写道:“像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我是从未见过的。在日本,我虽然也结识不少教授、博士等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对于自己业务以外的事,知道的并不比我多。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谈得投机的人,然而和他却不可思议地很容易引起共鸣。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情投意合了。”更令长尾惊奇的是,这位博学的人很谦虚,从没有表现出自矜的神气。长尾当面夸赞他时,他总是说:“我吗?没什么!”长尾揣测他一定是某大学的教授,出于礼貌,他没有询问周豫山的真实身份。但是,谈的时间久了,长尾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人很神奇,他回忆道:

  随着我们的相识,愈来愈感到他的伟大;我想,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之中,竟会有这样的人,中国真是太伟大了!和他在一起谈话,你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我丝毫觉察不出,我们两个人的年纪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也无所顾忌,甚至忘掉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国籍的区别。当时正好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能够经常整日长谈,常常是从早晨开始,吃过午饭之后再接着谈,晚饭后仍然继续谈,他所谈的话,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精神食粮。他说:“我们两人之间很熟悉,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意连续谈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微笑着很热心地倾听着我这样一个无名青年的谈话。他的日语造诣是极其深而博的。每当我脱口诵出《万叶集》《源氏物语》《徒然草》等的章句时,他都能很好地理解。这些词句,即使对现代的某些日本人来说,也是很费解的。可见,他的日本文学修养是比普通的日本人还要高的……

  像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我在四马路回来时,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和一本郁达夫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我看不大懂。我坐在平常取暖的那个地方,正要把书打开时,他走过来了。他笑呵呵地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把书递过去,说:“请您看看这本书,我有很多地方读不懂,我想您是一定懂的。在日本,鲁迅也是很有名的,郁达夫就不太熟悉了。”我做出一副很懂的样子这样地评论着。当时他的面部表情是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他衔着烟卷,微微地笑了笑。于是我想,是因为我说这本书很难懂,他在笑我连这样的书都看不懂吧。或者他大概早就看过这本书了。所以笑我到现在才劝他看这本书吧!可是,紧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悄悄地对我说:“我就是鲁迅。”我当即大吃一惊。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本名叫周树人,字豫才,笔名鲁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然后他又很感慨地告诉我:“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我知道了我所尊敬的这个人就是鲁迅,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憎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逮捕这样伟大的人物呢?我马上向他致了歉意:“由于不知道您就是鲁迅先生,很失礼!为了尊敬的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尽管交给我好了!”鲁迅先生很热情的紧紧握着我的手,用很轻的声音说:“谢谢,谢谢!”

  上述几段引文充满了戏剧性,充分展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日本青年如何被鲁迅渊博的学识、诚恳的态度、谦逊的品格所打动,这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有力注脚。

  鲁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了解和认同,并不代表鲁迅失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独立性,相反,鲁迅在与日本人交往中,经常遇到中日两国民族对比的问题,鲁迅的态度很清楚: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他认为两国之间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儿岛亨是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从1933年开始与鲁迅接触,以他的细腻感受和敏感观察留下了许多关于鲁迅的生活细节和思想状态。儿岛亨观察到,鲁迅对日本人的理解超出常人想象。儿岛亨有一个上大学的内兄叫小智,比较顽劣,有独子的优越感和懒惰性,儿岛亨的父亲很头疼。暑假期间,内山让小智来中国上海帮助书店做点事。假期结束时,内山让小智到鲁迅家辞行,小智硬着头皮到鲁迅家。鲁迅早就听说过小智的情况,便对小智说了这样一番话:“小智,你父亲虽说你不成器,不如你妹妹好,但是你父亲决不会把你妹妹接来继承你们家的家业吧!”小智回国后,把鲁迅对他说的这番话告诉他做生意的父亲,他父亲深受感动,对鲁迅非常佩服,说:“真不愧是鲁迅先生啊。他就连我的心事也一清二楚啊。”

  内山完造是基督徒,诚恳勤谨,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博爱之心,赢得鲁迅的信任。但谈到中国精神,鲁迅曾对内山说:“老板,你既然是基督教徒,最好读一读中国墨子的书。”于是内山就看了一些墨子的书,深受启发。他说,墨子思想中的兼爱和互利很好,与基督教精神是相通的。兼爱就是平等的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像爱自己父母一样爱别人父母,像爱自己国家一样爱别人的国家。互利就是尊重别人的利益,自己获得利益,也要让别人获得利益。其实,鲁迅强调墨子的思想,针对的是日本侵略中国,违背了起码的人道精神。

  儿岛亨回忆鲁迅给他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他对一个狂妄声称要替中国管理国家的日本文学家的坚决态度。那个文学家对鲁迅说:“贵国的政治、经济都很混乱,国民非常痛苦。如将中国全部交给日本来管,岂不倒可使他们幸福吗?”鲁迅听到这话,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说:“那可不行。这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做法,儿岛亨曾回忆到鲁迅说日本人缺乏幽默感,想法单纯而好发火。日本人今后想要做的事情,中国人早已经验过,他们不仅经历过饥饿、疾病、政变等所有情况,并懂得如何对付的政策。鲁迅常常在日本朋友面前自豪地说:“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迁居大陆新村后,鲁迅处在北四川路这个城市文化空间中,与日本人为邻。经历“一二八”事变之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面对国内外恶势力的压迫,要增强信心,坚持战斗。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在日本侵略华北,失败主义蔓延的时候写就的。他呼唤中国普通民众起来,挺起自己的脊梁,积蓄力量,以迎接更大、更凶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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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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